1992年初，当开国上将王震在广州同邓力群、卫建林等同志交谈时，一句“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”的感叹，无疑在历史的厚重篇章中留下了深刻的回响。
彼时，国际风云变幻，一场席卷全球的巨变——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，正深刻冲击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格局。当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崩塌，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，为何会反复思量起数十年前毛主席的警示？
惊变之痛
1989年前后，东欧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接连失去执政权，社会制度随之发生剧烈变革。紧接着，1991年苏联解体，曾经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。这些事件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而言，无疑是巨大的震撼。
王震将军对此深感忧虑，他曾为此数日食不下咽，陷入沉思。他反复追问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些国家的崩溃，究竟深层原因何在？
他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毛主席生前曾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，那些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。他意识到，毛主席的许多预判，似乎在这些惨痛的教训中得到了印证。
未雨绸缪
毛主席对执政党可能面临的挑战，其洞察力远超常人。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之初，即1931年11月，工农检察委员会便应运而生。
仅数月后，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受贿、强奸等罪被举报，成为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案。尽管有阻挠，毛主席和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，都坚决支持严惩。
1932年5月，谢步升被判处死刑并执行，成为我党历史上首位因腐败被处决的干部。毛主席彼时便指出：“腐败不清除，国家就无法生存。”这为后来的反腐工作奠定了基调。
随着革命形势发展，毛主席对执政危机的思考日益深化。1944年，他与郭沫若的“甲申对”中，高度评价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他强调要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，警惕执政后的腐化堕落。
1945年，与黄炎培的“窑洞对”更是思想的交锋。面对黄炎培提出的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周期律，毛主席提出了通过“民主新路”来打破这一魔咒的构想。
而在1949年2月，进京前的“赶考对”中，毛主席将此行比作“赶考”，向周恩来表示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，要考个好成绩。这既是自信，更是对全党不能重蹈历史覆辙的警示。
历史回响
毛主席的担忧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。到了1965年前后，他重回井冈山，与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谈话。他担忧新中国缺乏类似井冈山时期“士兵委员会”的“政治民主”机制。
他害怕这可能滋生特权阶级，最终导致革命成果付诸东流。为此，他甚至将身边的工作人员下放农村，以期他们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防止脱离实际。
王震本人也曾亲身经历过特权现象的萌芽。1950年代初，他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，负责鹰厦铁路建设。因衣着普通，他竟受到了当地县长的刁难和怠慢。
事后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得知此事，立即对该县长进行了撤职查办。这一事件给王震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让他对毛主席关于警惕特权阶层滋生的担忧有了更切身的体会。
当1991年苏联解体，东欧剧变尘埃落定，魏巍等作家也开始深入反思其原因。魏巍在1991年8月31日撰写《认识真理也需要时间》，指出苏东剧变有深刻的内部原因。
他认为，苏联对东欧国家施加的严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控制，以及推行“斯大林模式”和民族利己主义，导致了东欧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，并阻碍了自身发展。各国僵化的体制和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，更是其崩溃的内在病灶。
结语
这些历史事实，无疑让王震将军更加深切地理解了毛主席的远见。他意识到，毛主席当年对执政党腐败、特权滋生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深刻思考，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被血淋淋的现实所验证。
王震晚年，在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同时，也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质疑新中国成就、污蔑毛主席的思潮保持着高度警惕。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”。
他积极出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，并严厉批评那些试图否定毛主席历史地位的现象。王震将军的这句感叹，不仅是个人对历史教训的沉重回响，更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深切嘱托。
苏东剧变以其惨痛的代价，证实了毛主席数十年前对执政党可能面临的深层危机的警示，绝非空穴来风。如何避免特权滋生、腐败蔓延，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，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严肃面对并不断作答的时代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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